人物簡介:
劉凱湘,男,1964年12月2日出生,漢族,中共黨員,湖南攸縣人,1984年7月畢業(yè)于西南政法大學,獲法學學士學位;1987年7月畢業(yè)于北京大學,獲法學碩士學位。畢業(yè)后一直在北京商學院法律系任教,1999年5月調(diào)任北京大學法學院?,F(xiàn)任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研究生導師,中國法學會會員,北京民商法研究會理事,中國國際經(jīng)濟貿(mào)易仲裁員,北京市高等學校優(yōu)秀青年骨干教師,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教育學院、首都師范大學,首都師范大學、上海大學等兼職教授。1992年-1994年曾兩次赴英國蘭開夏中央大學進修、訪問,同時以中方指導教師身份赴芬蘭講授中國商法。曾赴日本、美國等國考察、訪問。
著作:《論經(jīng)營權與國有企業(yè)產(chǎn)權制度改革》,《契約觀念與秩序創(chuàng)新――市場經(jīng)濟的法律文化思考》,《意思自治原則的變遷及其經(jīng)濟學分析》,《我國合同違約狀況分析》,《論商法的性質(zhì)、依據(jù)與特征》等。
手機鈴聲又一次響起,第三次打斷了劉教授和記者之間的談話。劉教授站起身,很不好意思地說了句“對不起”??蛷d里,劉教授一家的全家福掛在潔白的墻面上,顯得格外引人注目,往里走,每一間屋子都收拾的整整齊齊、一塵不染——除了劉教授正在使用的書房。最近劉教授正在趕一篇有關合同法的稿子,滿桌的稿紙、資料,發(fā)熱的電腦,房間里到處都是工作的痕跡。
這樣的忙碌對于劉教授來說早已司空見慣了,為了趕稿子,熬夜幾乎成了他的家常便飯。據(jù)他的夫人說,劉教授經(jīng)常寫稿子到晚上兩三點,之后早上起來繼續(xù)寫。不過劉教授倒是不以為然,他說只要碰到自己喜歡的課題,不但不覺得累,還會反復思考,直到自己覺得沒有問題了才肯發(fā)表。有時候,就算文章已經(jīng)發(fā)表出去,他還會時不時地細細琢磨。劉教授說,做學問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不會像剛開始一樣,不管寫什么都敢拿出手?,F(xiàn)在,他寫稿子都會很慎重,總是希望自己能夠?qū)懙酶?,所以更是精雕細琢,嘔心瀝血。
從小在農(nóng)村長大的劉教授身體素質(zhì)非常優(yōu)秀,即使經(jīng)常超負荷地工作,看上去卻還是比同齡人年輕了許多。從前有人看劉教授身體素質(zhì)好,便開玩笑說:“你這么好的身體條件,應該去當總統(tǒng)。”沒想到劉教授卻說:“不,我還是做老師的好,做老師可以做學問。”劉教授說的這句話是發(fā)自內(nèi)心的,當年北京工商大學曾想任命劉教授當法學院院長,劉教授拒絕了,并且重復了和朋友說過的那句話:“不,我還是當老師的好,當老師可以做學問。”
劉教授喜歡做學問,這是不可否認的。當記者和劉教授談起他熱愛的民商法時,劉教授就像上了戰(zhàn)場的戰(zhàn)士一樣興奮,不停地翹起二郎腿,又放下,支起身體,又窩進沙發(fā),嗓門也會變得比平時說話大一個分貝,同時,他的雙手還會根據(jù)自己說話的內(nèi)容做出各種各樣的動作。“我不是做行政工作、做生意的材料,我不會,也不想去做,我就適合做學問。”這句話在記者和劉教授的談話中出現(xiàn)過三次。劉教授告訴記者,他向往一種自由,一種無拘無束,而這個自由,就是讓他可以安心做學問的自由。老師這個職業(yè),是最能滿足他這種需要的職業(yè),“做老師可以讓你的思想自由,讓你的品質(zhì)自由,可以讓你自由地發(fā)表自己的意見。”劉教授這樣闡釋。
不過,說到為什么會當上老師,劉教授還要感謝一個人,這個人就是當年北京商學院的徐學鹿教授。劉教授將他視為恩人,也是一位他尊敬的師長。說他是恩人,是因為他幫劉教授遷來了戶口,安頓了家人,讓他沒有顧慮地踏進了教師的門檻;說他是師長,是因為他在做學問這方面教會了劉教授正直、勤奮。劉教授回憶說,徐教授從來不會因為自己年長或者對他有恩而不讓他發(fā)表自己的言論,相反,他還很提倡他們兩個人之間進行“熱烈而和平的爭論”。兩個愛做學問的人,提到自己喜歡的話題,都會嗓門提高、手舞足蹈,雖然爭論得很激烈,但最后往往還是各持己見。不過,正是在這種學術氛圍下,劉教授的才華才得到了展示,學術水平也得到了提升。
后來,劉教授被調(diào)到北大工作,徐教授雖然舍不得,但還是給他寫了推薦信。時隔多年,當劉教授再次想起北京工商大學時,內(nèi)心還是充滿了感激。在他心里,這是一個很有生氣的校園,有著親密的同事,有著濃厚的學術氛圍,還有著自己青春的記憶。
如今,曾經(jīng)的青年教師已經(jīng)是北大著名的教授了,正在潛移默化地將自己“做學問”的思想傳達給學生們。他覺得,社會上雖然需要各種各樣的人才,但只有不求名利、潛心做學的人,才能夠以為社會做了多少貢獻,而不是以功利的眼光去看待事物。
上午11:00,記者完成了對劉教授的采訪,本來還想再問些問題,但是時間不夠了,因為11:30還要有人來劉教授家里談稿子的事情。
劉教授親自把記者送出門,并一直目送著我們走遠。
精彩對話:
1、我們知道您寫了許多論文和書籍,聽說您為了著書曾經(jīng)每天寫到半夜兩三點,是這樣嗎?在您所有的著作中,您寫得最辛苦的是哪一本?
應該說我所有的書都寫的很辛苦,要搜集大量資料,做大量工作,要是讓我選出最辛苦的一本還真的是很難。因為做學問做到一定程度以后,您不會像剛開始一樣,不管寫什么都敢拿得出手,現(xiàn)在我會很慎重,不會輕易把它發(fā)表,總是希望你能夠?qū)懙母?,所以更是費心思,所以真的是精雕細琢,嘔心瀝血。寫不一樣的書會有不一樣的心情。有的時候?qū)懽约翰桓信d趣的,就想著快點交稿,但如果碰到自己喜歡的,那心情就很高興,就會反復琢磨它,就算已經(jīng)發(fā)表出去了,我還是會琢磨。
2、面對那些曾經(jīng)和您擦肩而過的名利,您后悔過么?
不后悔,我覺得自己不是做行政工作的料子,我就適合做學問。我自己向往一種自由,一種隨心所欲,不被什么拘束,可以自由地做學問。我覺得老師這個職業(yè)最能給我自己想要的東西,它可以讓你的思想自由,讓你的品質(zhì)自由,我不用像在別的地方工作,領導說對就是對,錯就是錯,我可以自由地向我的學生發(fā)表我自己的觀點。
3、您覺得中國現(xiàn)在缺少您這樣做學問的人嗎?如果我們想多一些像您一樣做學問的人,中國教育應該做些什么改進?
社會上需要各種各樣的人,需要追求名利的人,也需要熟悉官場的人,都應該有。一般做學問的人都有這種淡薄名利的心情,只要能讓他們衣食無憂地去做自己感興趣的工作,他們就很滿足了。他們不會因為一些功利的東西去判斷事物,而是以這個人為社會做了多少貢獻。
中國教育在我看來其實是很失敗的,它是反科學的,它完全遏制了孩子們的想象力,大家都為了考試而學習,學了許多東西,但是對人格也好,品質(zhì)也好,都沒有什么太大的幫助。
4、當年您在商學院教書的時候,有很多老教授非??粗啬?,也幫您了很多忙,例如徐學鹿教授,聽說您一直把他當做自己的師長和恩人,是這樣嗎?
1989年的時候我做一個課題,這個課題是借貸所、農(nóng)業(yè)部和國務院農(nóng)業(yè)中心等聯(lián)合搞的,研究中國經(jīng)濟體制運行狀況。當時我有很多會要開,但是又有很多課要上。后來我就和徐教授說了這個情況,當時他很爽快地答應了,幫了我很多忙,后來等這個課題結果出來之后,他特別滿意,特地把它放到領導面前進行展示。像這樣的事徐老師幫了我很多的。
其實商學院還有一位老師幫了我很大的忙,他叫蘇志平,是當時學校的黨委書記。我93年左右想過離開商學院,去下海做生意,當時年輕老師的工資很低,我們一家人和另外一戶人家擠在一個兩室一廳的小房子里,加上當時我們的女兒剛剛出生,所以生活很拮據(jù)。當時我的同事里有很多人都出去做生意了,我就也想出去多賺點錢,可以說那時候我的生活很迷茫。后來我把辭呈交給蘇老師看,蘇老師當時說“我再考慮考慮吧”。后來有一天晚上,蘇老師突然跑到我們家來,當時我特別吃驚。蘇老師看了看我們住的房子,說:“條件還真是不好,不過你別因為這個就去下海啊,我知道你喜歡做學問,你不是做生意這塊料。這樣吧,你干幾年再說吧,到時候等我退休了,你再怎么走我都不管你。”當時他說得很真誠,我也特別感動,于是就留下了,要不然現(xiàn)在我就做不成老師了。
5、聽說當年您和徐學鹿老師也會為一些專業(yè)的問題爭論,而且還很激烈,是這樣嗎?
這個是正常的,徐老師很包容,他不會覺得自己是我的長輩,對我有恩就讓我所有觀點都聽他的,而且他還很鼓勵我們和他討論,這種輕松的氛圍讓我的觀點也可以自由發(fā)揮。我們的爭論一般都是很熱烈但是很和平的,很少有針鋒相對的。經(jīng)常是我就講我的觀點,他就講他的觀點,最后還是各持己見了。我們討論起來都很激動,嗓門都會變大。
6、當您離開北京工商大學調(diào)去北大的時候徐老師很舍不得,當時您自己是什么樣的心情?
當時我想到的也是希望能為自己做學問找到一個更好的平臺。但是我在商學院工作了12年,對它我是一直懷有感激的,不管是環(huán)境還是同事,都給我很多幫助。我覺得商學院這個學校充滿了活力,是一個很有生氣的學校,而且這所學校特別注意對年輕老師的提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