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流通產業非公經濟發展迅速，形成了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格局。公有制商業所占比重逐漸減少，而非公有制商業的比重逐漸上升，內資商業在規模、效益和競爭力方面不如外資。解決問題的出路是提高國有商業的競爭力、大力發展非公有制商業、大力發展大型商業集團、積極發展和諧商業。
改革開放30周年以來，我國流通產業在走向市場化道路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在計劃經濟時代，非公有制商業被視為社會主義的異己力量受到排斥，商業組織結構單一，國有商業成為當時的必然選擇。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國有商業一統天下局面不復存在，多種經濟成分、多種經營方式、多種流通渠道的商業體系逐步形成，非國有制商業得到了迅速發展。特別是1992年后，非國有商業進入了一個加速發展階段，已成為中國商品流通領域最具活力的市場主體。
北京市流通產業非公經濟的發展與全國同步，具有代表性，作為首都，北京非公有制變遷與發展的變化，一是反映了我國改革開放30年流通業發展的輝煌成就，二是意味著商業所有制格局的變化，意味著政府的政策取向與重點要隨之改變，因此，研究非公有制變遷與發展，研究新形勢下商業所有制問題，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北京市商業所有制結構現狀及特點
經過近30年的改革開放，北京市商業的所有制結構已由1978年公有制流通企業占97.87%的“一統天下”格局，轉變成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所有制格局，非公有經濟得到極大的發展。
1．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
2006年北京市商業中公有制經濟的零售額376.4億元，在全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占11.6%，比2000年的31.1%下降了19.5個百分比點，其中，國有經濟的比重為7.4%，集體經濟的比重為4.2%；私營、股份制、外商投資、港澳臺和個體經濟得到長足發展，實現零售額2895.1億元，其中，個體經濟實現社會商品零售額661.8億元，比上年增長25.4%，所占比重上升到20.2%；私營、股份制、外商投資、港澳臺資由1978年的零起點上升到2006年的2233.3億元，比上年增長11.8%，所占比重上升到68.2%。
2．國有經濟比重持續下降
改革開放以來，北京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國有經濟（包括國有、國有聯營、國有獨資公司）所占比重呈逐年遞減的趨勢。國有經濟的比重由1978年的84.2%下降到1990年的52.9%，2000年進一步下降到31.1%，2006年又降到7.4%。其中，1978年到1990年的12年間共下降了31.3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下降2.6個百分點；1992年到2006年的14年間共下降46.2個百分比點，年均下降3.3個百分比點(見圖1)。
從登記注冊類型看，2006年限額以上批發、零售企業完成零售額2011.86億元，比上年增長13.9%，其中，國有經濟完成零售總額158億元，比上年增長5.7%，所占比重7.9%；在限額以上住宿業中，國有企業主營收入58.4億元，所占比重為24.6%；在限額以上餐飲業中，國有企業的主營收入為4億元，所占比重2.3%，比上年增長11.1%。可見，國有經濟的比重逐年降低。
3．集體經濟比重明顯下降
改革開放以來，由于政策鼓勵，加上短缺經濟，北京市集體經濟（包括集體、集體聯營、股份合作公司）得到較快的發展，但是，由于集體經濟存在嚴重的“產權模糊”問題，影響了集體經濟的進一步發展，1990年以后，北京市商業中集體經濟發展滯后，所占比重逐漸減少。隨著所有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大量的集體企業轉變為私營企業或混合所有制企業，集體經濟的比重逐年下降。這也是導致公有制經濟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
1978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集體經濟實現7.0億元，所占的比重為15.8%；到1990年，實現銷售額108.9億元，比重上升到35.4%，但1991年以后,比重逐漸下降。到1992年比重下降到32.5%；到2000年，實現銷售額246.1億元，達到最高值，但比重下降到14.8%；2003年銷售額和所占比重有所上升，但到2005年所占比重又進一步下降到5%。
從增長率來看，改革開放以來到1997年，集體經濟的增長率，除了1993年負增長外（增長率為-12%），其他年份的增長率都大于10%，其中1980年和1994年分別達到49.4%和60.1%。但是，從1998年開始，集體經濟所占的比重以年均1.4個百分點下降。從圖可以看出，除了2000年、2003年和2005年增長率為正（增長率分別為6.6%、34.7%、0.8%）外，其余的年份都為負增長，其中，2001年和2004年分別比上年下降22.8%和40%。
4．個體經濟較快發展
商業，由于進入門坎低，對投資規模、從業經驗、從業資質等方面的要求較低，因此對實力小、技能低的個體經營者具有較大的吸引力，是個體經濟較為發達的行業。
從表4可以看出，1978年，北京市個體商業基本為零，但到1990年，北京市個體商業的零售額達到33.7億元，個體商業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的比重上升到11%；進入1990以后，個體商業有所發展，但整個90年代個體商業的發展速度緩慢；到2001年，個體商業在社會消費品零售額中所占比重上升到21%，比1990年上升8.8個百分比點，年均上升1個百分點。2001年以后，個體商業的銷售額仍在持續增加，到2006年，銷售額達到661.8億元，四年間年增長了71.7%，但所占比重下降；2005年開始比重略有回升，但比重為20.2%，比2001年的21%略低。
5．其他經濟成分迅速成長
北京市商業其他經濟成分快速增長，得益于外資、港澳臺經濟和私營企業的快速發展以及公有制商業企業經過改制以后形成的混合經濟異軍突起。
1986年，北京市其他經濟成分(公有制及個體經濟之外)社會商品零售額0.4億元，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僅為0.3%，但從1992年以后，其他經濟成分得到快速發展，1995年躍升到12%，2000年進一步升到34%，到2006年底，零售額上升到2232.3億元，所占比重上升到68.2%，幾乎占據零售業的2/3。從圖4可以看出，從1986年開始，北京市其他經濟成分幾乎每年都以兩位數的增長率快速增長，其中，1986—1987年和1992-1995年間更以20%甚至高達42%以上的增長率快速增長，1995年以后，其增長速度趨于穩定，徘徊在9.5-14.5%之間。
二、北京商業所有制結構存在的問題
目前北京市的所有制結構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內資經濟的資產利用水平和贏利能力低
2006年北京市限額以上批發零售企業中，內資企業的資產總額占85.1%、營業收入占81.1%，但營業利潤所占比重僅為58.4%；相比之下，外商投資和港澳臺商投資企業的資產比重為14.9%、營業收入占18.9%，而利潤比重卻占了41.6%。這說明整個內資經濟的資產利用效率遠比外資及港澳臺經濟的資產利用效率低，也說明整個內資經濟的管理水平遠不如外資及港澳臺經濟。
內資企業資產利用水平和贏利能力低主要是國有企業、集體企業、有限責任公司和私營企業的贏利能力較低,2006年，國有企業、集體企業、有限責任公司和私營企業資產占有比重分別為28.0%、1.8%、37.4%和9.4%，但營業利潤所占份額分別為20.3%、0.9%、24.9%和2.4%。可以看出，2006年北京市限額以上餐飲企業中，內資企業資產72.4%，而利潤總額只占占58.9%；相反，外資及港澳臺經濟的資產所占比重為27.6%，但利潤總額所占的比重為41.1%，說明外資企業的資產利用效率遠遠高于公有制企業和內資企業。內資企業資產利用效率較差，主要集中在集體企業、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責任公司三類企業的資產利用效率較差。集體企業、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資產所占比重分別為2.4%、24.6%和6.8%，而利潤總額所占的比重分別為1.4%、16.7%和4.3%。
公有制經濟的資產利用效率和贏利能力低的主要原因是公有制企業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不靈活，此外，傳統的包袱過重也是影響公有制企業資產利用效率和贏利能力的重要因素。
2．內資企業規模過小、競爭力弱
2006年限額以上批發零售企業和限額以上餐飲企業中，不論是從平均資產總額還是平均營業額來看，內資企業和外資企業的平均規模相差很大。從資產總額來看，限額以上批發零售企業中，外商投資企業規模平均達到11.7億元，分別是內資企業規模最大的國有企業和股份有限公司平均規模的2.8倍和1.5倍；限額以上的餐飲企業中，外商投資企業、港澳臺商投資企業的平均資產規模達到0.3億元，比內資企業中最大資產規模的股份有限公司平均規模0.5億元小,但比內資企業中其他所有制成份的平均規模的3倍；住宿業中，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分別為3.9億元和2.6億元，分別是國有企業平均資產規模的4.3倍和2.8倍，是內資企業規模最大的股份有限公司的平均規模1.8億元的2.2倍和1.4倍。
從平均營業規模來看，限額以上批發零售企業中，外商投資企業的平均規模23.7億元,是內資企業規模最大的股份有限公司的1.1倍，是國有企業和有限責任公司的5.8倍和7.9倍；限額以上餐飲企業中，外商投資企業的平均規模為0.7億元，是內資企業規模最大的股份有限公司的1.75倍，是國有企業平均規模的7倍；在限額以上住宿業中，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外商投資企業的平均規模分別為1.5億元和1.2億元，分別是內資企業營業規模最大的股份有限公司的3.75倍和3倍，是國有企業平均規模的7.5倍和6倍。當然，外商投資企業的平均規模比私營企業和集體企業的平均規模大得多。
從資產利潤率來看，2006年限額以上批發零售企業中，內資企業的資產利潤率為3.17%，而外資的資產利潤率為11.3%；限額以上餐飲企業中，內資企業的資產利潤率為0.42%，而外資的資產利潤率為11.27%；限額以上住宿企業中，內資企業的資產利潤率為-1.02%，而外資的資產利潤率為10.25%。由此可見，外資企業資產利潤率是內資企業的數倍到數十倍。
可以說，外商資企業資金實力雄厚、管理水平高、管理經驗豐富，商業領域全面對外開放以后，國內商業與外商投資企業的競爭將是“土狼”與雄獅之間的競爭。土狼最終能否勝過雄獅，不僅取決于土狼的勇猛，更取決于土狼的機智。只有把兩者緊密結合起來，方能有勝算的把握。
3．公有制經濟的市場份額越來越小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改革開放近30年，北京市商業的所有制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單一所有制的格局被打破，形成了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新格局；公有制經濟的比重持續下降，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中，公有制經濟的比重(11.6%)不如個體經濟的比重（20.2%），而非公有制經濟已經占有半壁江山以上，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已經動搖。
非公有制經濟比重的大幅提升，一方面是由于個體、私營商業的發展，另一方面是外資和港澳臺資的大量涌入。當然，國有商業體制的改革，引入市場機制是北京市商業所有制結構變化的主要原因。應該說，北京市商業所有制結構的這種變化，既符合“國退民進，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改革思路，又給北京市商業帶來生機與活力。
但是，如何確保公有制商業的主體地位和國有商業的主導作用，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重大課題。國有經濟體制的改革是遵循“國退民進，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在競爭性領域逐漸退出，對關系國計民生的領域要進一步加強，最終要實現公有經濟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遵循這一原則并不意味著國有經濟從競爭性領域完全退出。商業領域作為競爭性領域，不論是從歷史的角度，還是從現實的角度，都需要保留國有經濟和公有制經濟。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僅體現在量上，即所占比例的絕對數上，更體現在引導和調控能力上。
三、北京市所有制結構調整方向及對策
盡管國有經濟的比重逐年下降，但是，首都作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其特殊的地位決定了首都經濟發展中國有經濟主導作用的必要性，這是首都商業所有制結構調整的指導原則，在此基礎上，要增強內資企業的競爭力，形成多種所有制和諧共生、公平競爭的格局。
1．努力增強國有商業的競爭力
提高國有商業的競爭力的根本途徑是改革。要通過不斷地深化改革國有商業體制，對國有商業不同產業特點，分門別類采取針對性的措施。具體來看，對于經營條件比較好、經營業績好、競爭力比較強的國有企業，仍允許其存在。要通過企業內部管理體制和經營運作機制的改革，創新商業經營模式，提高管理水平，增強服務能力與水平，從而提高其競爭力和經濟效益；對于少數經營特殊商品的商業企業仍應保留國有獨資，如鹽業、煙草業等；對于一些重點企業，如業態清晰、主營業務突出、經營管理水平高、核心競爭力強的大型企業集團和經營業態新、發展前景好、業績突出、在全國處于領先地位的大型連鎖企業，其資本仍可占據控股地位；對于具有一定競爭力的品牌企業和連鎖組織形式的企業，如一些老字號和新興品牌企業，國有資本可視效益情況適當參股；對于在浴室、理發、修理、餐飲、旅店、洗衣和攝影等行業的單體企業或小型商業企業，國有資本應堅決全部退出。
2．非公有制經濟因其機制靈活，有起先天的優勢。因此，要積極鼓勵民營資本進入商業流通領域，尤其是要鼓勵私營商業企業的發展，做大做強，通過兼并、重組、合資等方式，增強私營商業企業的競爭力。這是我國零售業對外開放的必然要求。對于長期虧損，扭虧無望的企業通過破產或出賣等形式（賣給私營、個體或外資、港澳臺資等）退出市場。
3．大力發展大型商業企業集團
在我國流通領域全面開放以后，面對來勢洶洶的海外“雄獅”——強大的外商投資企業，規模小幾倍到十幾倍的內資商業企業要想在競爭中獲勝，要通過經營模式的創新，采取“群狼斗雄獅”的做法。具體來看，內資商業企業必須沖破部門所有、市區分割和所有制界限等多重障礙，以產權制度改革為突破口，加快國有商業企業股份制改造和資產重組的步伐，積極推進多種經濟成份參與國有商業企業的產權流動、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要繼續采取政府推動、市場化運作的方式，加快社會商業資源的整合步伐，以資本為紐帶，推動跨行業、跨部門、跨所有制的多元投資，推進商業資本同其它產業資本聯合和市區聯動，做大企業規模；通過減持國家股、出售、轉讓中小國有商業企業等辦法，集中有限的國有資本支持大型商業企業集團和發展，提高國有資本的控制力；要按照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原則，推動相同業態、相同行業的聯合重組，集中相對優勢，提高競爭能力。在商業資源整合中，要善于利用上市公司的融資和管理優勢，充分發揮上市公司在資產重組中的積極作用。對于中小型的商業企業，可以采用連鎖經營的方式，發揮規模經營優勢。
4．實施民族品牌建設工程
北京市商業，不論是公有制經濟還是內資非公有制經濟，或者是股份制經濟，都有不少優秀的民族品牌，甚至有不少“老字號”，但是加入WTO以后，北京市內資企業面對實力雄厚、管理經驗豐富、擁有世界著名品牌的跨國公司的強烈競爭，無異于“羚羊與獅子共舞”。許多民族優秀品牌曾經與外資合資或并購后或被打入冷宮或者因此消失。因此，一場民族品牌保衛戰——民族品牌建設工程必須打響。政府要加大對自主品牌的扶持和保護力度，通過鼓勵內資企業兼并、重組等，提升并增強民族品牌的競爭力；企業和社會要從民族情結、從支撐民族品牌的優秀民族文化和精神入手，讓國民認同民族品牌，使民族品牌越做越大，能與“洋品牌”相抗衡。
5．擴大零售商業對外開放的范圍
繼續擴大對外開放，是經濟全球化的客觀要求，也是我國加入WTO的必然要求。只有加大對外開放的力度，才能促進民族商業改善經營管理，提高企業競爭力。為此要加快實現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的接軌，要進一步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經營管理經驗，促進首都商業企業的技術和經營管理總體水平不斷提高，增強競爭能力。
但擴大對外開放，要防止外資對零售業的壟斷。今后，零售商業引進外資的重點應該放在引進具有國際一流、管理先進的名牌店、精品店、專業店和高水平的大型百貨店、連鎖便利店等能提高首都商業國際化水平的業態，對經營大眾化日常消費品為主的超級市場等業態不宜再引進外資經營。
6．積極發展和諧商業
多元化是和諧經濟的必然要求，多元化的商業所有制格局是首都發展和諧商業的必然趨勢。一方面，商業企業發展多元化，可以防止或化解經營風險；另一方面，多種所有制相互競爭，互相促進，既有利于滿足消費者多樣化的需要，又有利于整個商業的健康發展。和諧商業，從所有制結構來看，最主要的是多種所有制商業共同發展，多種業態協調發展，形成百花齊放的局面。要防止某種所有制形式或某種業態的畸形發展。在當前乃至今后，要通過積極引導，形成國有商業具有強的引導力和調控能力的商業所有制結構。
7．積極發揮政府在商業結構調整中的作用
政府既是在轉軌時期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力量，也是構建和諧商業的重要力量。因此，一方面，政府在國有商業資本戰略性調整中應發揮積極的引導、調節作用。政府要積極引導、扶持國有商業企業向現代商業企業制度轉變，支持國有商業企業不斷創新，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尤其是要支持內資商業企業提高核心競爭力。另一方面，政府在和諧商業經營環境的創造上要有所作為。政府要增強公共服務意識，努力提高公共服務水平，為和諧商業的發展創造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市場環境；政府要加大市場監管力度，依法監督，堅決懲治商業腐敗，為和諧商業的發展創造一個文明經商、誠信經商、合法經商的商業文化氛圍。
總之，北京市商業所有制中存在的問題是我國商業領域的共性問題，其調整方向也是其他地區的對策取向。政府應根據新形勢下所有制結構的特點，本著科學發展、和諧發展的原則，以增強國有商業主導作用和保護民族品牌為出發點，采取科學合理的政策，促進我國商業又好又快地發展。
